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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事儿] 河南邓州桑庄镇高家一门出了五位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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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发表于 2020-5-14 00:32: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河南省邓州市城东南13公里处,有一个道路宽阔、街灯靓丽、绿化达标的具有现代新农村气息的古集镇——尹集,这里的高氏家族,从清乾隆丙子至光绪丙子年的120年间,一门考中五位进士,在豫西南传为佳话,被誉为“百年五代五进士村”。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三朝元老刘统勋亲笔题字“进士第”匾额,悬挂于高氏门楣。据史家考证,这种科举时代奇异的文化现象,全国实属罕见。
  何为进士?看一看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便能自见分晓。
  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即:乡试、会试、殿试。这三级考试都是由礼部主持的,只是考试的地点不同,所得的功名不同。乡试:逢子、午、卯、酉年举行,俗称大比之年,地点在各省的贡院。参加考试者是各省选拔出来的秀才、监生或贡生。考中者称举人,第一名举人叫解元。考试的时间在八月桂花盛开的时候,所以考中举人称蟾宫折桂。会试:在大比之年的次年举行,地点在北京,参加考试者是举人,考中者称贡士。殿试:在乡试之后不久举行,地点在故宫太和殿,参加者是本科考中的贡士。殿试一般不辍落,只对已选拔出来的贡士进行分等排序,即把参加殿试的贡士分成三等。一等叫一甲,三个人,赐进士及第,分别称作状元、榜眼、探花;二等叫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一名叫传胪;三等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会试和殿试时间正是二月杏花开的时候,所以考中进士又叫探杏。有对联说:“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即源于此。据《重修邓县志》记载:邓州历史上共有42名进士、131名举人,但从乾隆丙子年(1756年)到光绪丙子年(1876年)的120年间,邓州的书香之家一一高氏家族,一家五代就出了五名进士,他们分别是:
  高家的第一名进士高名世,字际五,清代乾隆年间人,原籍邓州桑庄尹集,后居邓州内城西大街,自幼孝敬父母,恭兄友弟,聪敏好学,学识渊博,文章超群,德行卓著,为人敬重。青年时中秀才,乾隆丙子、丁丑联捷进士,即乾隆丙子年(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中举,乾隆丁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考中进士。居家候选时曾执教春风书院。初授安徽祁门县令,那里民俗粗犷彪悍,抗田赋者较多,甚至连秀才监生也是如此。高名世勤于政事而宽于刑罚,不肯轻易以严刑对待百姓,他亲自善言开导,循循善诱。对抗交田赋的秀才、监生、普通庶民,都一再谆谆开导,让他们奉公守法。在他的感化下,不到一年时间,民风大为改观,不仅当年田赋按时按数交了,而且还将往年欠的一万多两银子也交清了。对原来因抗交田赋而褫革的秀才、监生也办理了恢复冠带的手续。名世在理公之余,尤爱读书,常讲学于东山书院,并将自己大部分薪俸捐给东山书院,以补助贫困学子读书。对一些有才华而勤学的贫苦学子常邀至县衙便宴招待,勉励他们发奋读书,将来报国为民,使该县后来读书风气大盛,中举者甚多。后名世病逝任上,县内百姓像失去父母那样悲痛。
  高家第二名进士高叔祥(1750-1807年),字叶瑞,号菊圃,名世之三子;自幼博览群书,擅为文,才华横溢,每试辄为冠。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乡试中举,曾任邓州春风书院主讲。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考中进士。初授福建海澄县令,他擅于理案、断案,劝农兴学,除弊兴利,清理积案,卓有政绩。不久,海澄政治清明,劣绅、讼棍敛迹,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政声远播。调任龙溪后,经他饬治,政平讼理,甚得民心。接着又调任诏安县,该县海岛星罗棋布,乃商贾要津,民多强悍,常发生械斗,海寇亦常登岸抢掠,部分不务正业者,赌博骗人。高叔祥严加整治,陋习尽除,民风大变。当叔祥奉调武平离任时,数千民众聚集,攀车辕、卧车前不让走。后省里巡抚闻知,谕令叔祥暂留一月,让他把治理诏安的方法告诉新任令尹,民心乃安,并绘《攀辕图》赠给叔祥。叔祥到武平后,不仅勤于本县政事,还帮助巡抚阅卷,他有善于人,是年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即出其门下。翌年春闱乡试、殿试中的进士也多出其门下。嘉庆八年(1803年),叔祥擒获6名倭寇;在任候升知州,初补厦门同知,后擢署漳州知府,在驱逐外番、缉拿海盗、察吏安民方面,广有政绩,被提补建宁知府。嘉庆十年(1805年),叔祥调任台湾知府,他清除异匪安置难民,政绩显赫。嘉庆十二年(1807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台湾任所。
  高家的第三名进士高振洛,字子陆,系高殿举之子,高叔祥之孙,道光12年(1832年)中进士,自幼勤奋好学,历任湖北东湖、甘肃静远、汶县,山东沾化、单县、阳谷知县,四川石柱同知,贵州思州知府,在任重吏治,兴教化,劝农桑,减徭赋,深受人民爱戴。
  高家的第四名进士高振宛,字子衡,号讷斋,是高振洛之胞弟、高叔祥之孙。幼聪颖异常,博学多览,知识渊博,18岁中秀才,又以优异成绩补为廪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举,道光十八年(癸巳年,1838年)中进士。初授浙江嘉兴府桐乡县知县。振宛一到任就修复该县被洪水冲毁的堰陂,兴利除弊,大力兴学,奖励读书,督兴农耕,减赋轻徭。后连任山西宁武府神池知县和蒲州荣河知县,均重视革除弊政,利民惠民,倡办学校,万民称颂,巡抚知其德政,曾屡次荐举,旋以直隶知州保升知府。历署泽州、汾州、潞安知府,均致力整吏治,除贪官,减税赋,劝植树,广收入,兴学校,奖读书。署内设立育英书屋,亲自辅导聪敏学子读书,并以自己薪俸济助贫困学子。在遇到灾害时,他还捐薪俸银千两,舍粥赈灾。振宛卓异的品德和功绩,受到朝廷嘉奖,加三品衔,补观察之职,后因劳疾引退,士民遮道攀辕,不愿其离。并建生祠奉祀,抵家数月病逝。
  高家的第五名进士高寅生,字亮臣,号春圃,高振宛之长子,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初七,20岁中秀才,同治庚午科(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光绪丙子科(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由兵部主事转员外郎。可惜享年不永,光绪三年十月初九去世,年仅36岁。
  高家五代五进士,读书为官,泽国益民,享誉四方,正所谓“高家先辈聪颖好学中进士誉满海内外,名门后人耕读传家讲道德名扬众乡里”在民间广为传颂。
  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到此并未杀青,因为还有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事还在后头。在以上五名进士中,有一位名叫高叔祥的因政绩卓著,奉旨于1806年出任台湾知府,1807年卒于任上。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在尹集村东南隅一座绿竹掩映、丹桂飘香的四合院里,伴随着呱呱的啼哭声,一个孩子诞生了。孩子的爷爷给孩子起了个名字:高淑祥。高叔祥六岁那年,父亲高名世考中进士,出任安徽祁门县令;乾隆四十九年,三十四岁的高叔祥亦考中进士,进士及第的高叔祥回到邓州,在花洲书院担任“春风堂”主讲一年后,开始出仕,先后在福建涉澄、龙溪、沼安、漳州、建宁等担任县令、知府等职;1806年4月,因“素著政声,为熟练之员”,清廷诏令其出任台湾知府。当时的台湾,正处在以蔡牵为首的民众暴乱时期,再加匪盗侵袭,倭寇骚扰,生产生活破坏严重,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人民颠沛流离,政局风雨飘摇。高淑祥在这种形势下接任台湾知府,实可谓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接到朝廷委任诏书的当天,高叔祥便令家属返还邓州,孝顺老母,并传口信“余自束发受教,便即秉承范公忧乐精神,慨然以天下为已任;此去(台湾)若有不治,必不再见邓州父老之理”,然后便带上一子一女,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登上了前往台湾的客船。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高叔祥独站客船梢头,目不转睛的盯视着台湾方向,浪涛打湿了他的袍角,狂风吹乱了他的须发,但他忧国忧民的焦虑眉头始终紧拧未解。
  高叔祥充分认识到台湾为祖国的东南门户,军事位置极其重要,因此一到任便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公务之中。他招募游民组成高山族义勇军,驱海盗,抗倭寇,并亲率兵勇围蔡牵,逼其逃入外洋,再也不敢踏进台湾本土半步。台湾的社会秩序迅速得到了稳定。
  当时的台湾,不少地方尚为荒蛮之地,经济发展十分落后。高叔祥在救济孤寡、扶携老残的同时,积极兴办学校,开辟盐场,修建港口,扩大贸易,积极组织乡民垦荒辟壤,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派人回到邓州老家,选择12名精通耕作技能的老农,带着绿豆、芝麻、烟叶等优良品种,漂洋过海,前往台湾传授栽培技术;一年后,当地农业大获丰收,乡民们一面载歌载舞,一面手提肩挑,给高叔祥送来了刚刚采摘的绿豆瓜果。
  为了融洽民族关系,高叔祥还积极倡导当地的汉人与高山族通婚,他率先将女儿嫁给花莲县一位酋长之子达罗统纠为妻;在他的率先垂范下,当地各族居民互通婚姻,出现了和睦安定的大好局面。由于高叔祥的勤政努力,宵衣旰食,莅任四个月后,台湾境内大治,“抵台四阅月竞以军香芳”。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为操累过度,积劳成疾,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八月,年仅57岁的高叔祥病逝在台湾任上。
  高叔祥病逝的消息传出,台湾两岸百姓无不大恸,纷纷举办祭奠仪式;台湾人民为了纪念他,还特以为他修建了衣冠冢。
  胸怀“忧乐精神”的高叔祥出仕13个个春秋,始终恪尽职守,勤政爱民,其卓著政绩朝野咸知。如今,国内尚存《攀辕图》一幅,反映了当年离任时福建沼安百姓对他的依依不舍之情,同时还流转《攀辕歌》一首,歌颂他在福建沼安任职期间的懿行卓绩:
  公勿去,公去民即苦,小人住穷乡,入城怕差卒。
  公勿去,公去路难行,一日无此君,途见有狼虎。
  公勿去,公去谁我顾,世仇公可解,含怨公可诉。
  公勿去,公去太急促,桃李满城花,欣欣代吹嘘。
  公且住,公住民心舒,君既不可留,万民心酸楚。
  高氏家族虽然务农,却为书香门第,历来讲究耕读传家,代代俱以科考为荣,“耕读传家久,书香世泽长”,一直作为族训而辈辈遵循不违。正是这种农村文化与书香文化的交相熏陶,奠定了高家人才辈出的良好基础。其次,与高家相邻而居的王楼村王姓原为大户,村里办有私塾,高家最初的几位进士均曾借光叼惠,在此受业就读,高家显盛后,专门辟出村北关帝庙作为本族学堂,高薪聘请有学问、有德行的教书先生担任西席,凡高氏学子,只要有志科举,俱可在此免费就读。再者,位于邓州市区花洲书院内的“春风堂”,曾系北宋中叶范仲淹知邓期间为政施教的地方,当年范仲淹就是在这里执笔写下了《岳阳楼记》。自范仲淹后的数百年间,花洲书院一直作为中国名人凭吊敬仰的文化圣地,“春风堂”更是书声琅琅,从未断绝,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也给代代名儒耆硕传唱不衰,发扬光大。高氏后人正是在“春风堂”中接受了进一步的教育,并由此走进科场,蟾宫折桂。毫无疑问,高叔祥自然也是浑身散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沿着王楼村、关帝庙、“春风堂”的足迹,凭着科场上挥笔而就写下的锦绣文章走向朝堂,走上仕途,最终走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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