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姓蒙古族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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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市桑庄镇陈堂村现存《明故二世祖王公讳克忠之坟墓》碑记载，此碑立于皇清嘉靖二十五年(1820年)，说明这支是明朝迁入，至少在明末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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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邓州

南阳有蒙古族7万人，新野有蒙古族4000余人，是南阳市蒙古族分布较多的县之一。新野蒙古族是继回族之后第二大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新野县王集镇冯集村、汪堤村，上庄乡王寨村，上港乡王白村，还有邓州桑庄镇的陈堂村和湖北省的襄阳市等，总计近6000人。作为新野蒙古族的来历和发展，众说纷纭，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难解之谜，这要从南阳王姓蒙古族来源说起。

一、隐居南阳的始祖是和尚和帖木花儿

说到南阳王姓蒙古族的始祖，不少人都公认始祖是在元末从大都(北京)经河北南下，渡黄河，最后隐居于南阳的。

1368年7月，朱元璋亲临前线开封，部署攻取大都。徐达、常遇春在河西务打败元军，攻占通州，逼近大都。《元史·本纪》记载：“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大明兵逼京师，顺帝北奔，诏以帖木儿不花监国，而拜庆童中书左丞相辅之。俄而城破，帖木儿不花死之，年八十三。”《元史·庆童传》记载：“至正二十八年七月(1368年7月)，大明兵逼京城，帝与皇太子及六宫，至于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辅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与庆童出齐化门，皆被杀。”上述史料说明，元顺帝见元朝江山大势已去，无奈之下，自己先北奔，到蒙古高原建立北元朝。而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城破身亡。

时年83岁的帖木儿不花监国，明知顺帝北奔后并不指望其坚守大都，留守大都只有等死，于是安排其侄子和尚、侄孙子帖木花儿率家眷亲兵逃出大都，欲意北归，但明军已将归路封锁，只好折而乘隙南逃，后至濮阳、新乡，他们还想经河南、山西、甘肃回蒙古。可又因李思齐割据陕西同明军处于交战状态，道路被阻，只好南渡黄河，隐居南阳以观势局，后因扩廓帖木儿的元军节节败退作罢。

《元史·宽彻普花传》记载：“至正十六年(1356年)，命宽彻普花与宣让王帖木儿不花以兵镇遏怀庆路。未几，复还武昌，命其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大船四十余艘水陆并进，至沔阳攻徐寿辉伪将倪文俊，且载妃妾以行。兵至汉川县鸡鸣汊，水浅船搁，不能行，倪文俊以火筏尽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而报恩奴自死，妃妾皆陷，宽彻普花走陕西。”这说明报恩奴、接待奴已死于汉川鸡鸣汊战役中。“其子曰和尚者，封义王，侍顺帝左右，多著劳效，帝出入，常与俱。顺帝北奔前，诏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以义王和尚佐之，及京城将破，即先遁，不知所之。”这说明和尚在城破前已逃出京城，这与淅川九重王成墓碑文、传说相一致。

帖木花儿到晁陂后单传四世，均葬于晁陂东岗，“其碑皆书王公之墓，而不书名，至五世祖东溪公立碑时，族人追刻始祖二老，二世祖大老，三世祖讳贵，四世祖讳宗”。历时一世纪，名号始显，足见亡国遗族惧祸心深。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始在二世祖墓前树碑，约略记述来历：“昔元纪，自文宗殂（cu），顺帝御极，明主由和阳渡江，取太平路逼燕京，元顺帝奔应昌而移祚。公睹气运迭嬗，克自保重，游冀北，走覃怀，率江左，渡河南，偕先大人经历殆尽，卜居晁陂。”言辞隐讳，然文简意赅，寓意颇深。说明元末自文宗死于1332年，到顺帝，朝政腐败衰落，元朝危在旦夕。当朱元璋为主的农民起义军，从采石矶北渡长江，进军大都时，顺帝只好北奔，大都被明军攻破，入主中原近百年的元朝彻底覆亡了。时任大都监国的帖木儿不花目睹国事已无挽回的可能，审时度势，便安排侄子侄孙们暂时逃离大都，且图日后东山再起的心理状态。最后记述了逃离大都，潜入内地的路线和艰难曲折的经历及隐居地。众子孙们隐居后，宽彻普花于1368年9月，在各支蒙古族中小住了一段时间，又率队伍回到了陕西军中，他时刻惦记着军中之事，走时还带走了一部分从京城随众王子来的亲兵家将。王云青《成吉思汗在中原的后裔》一书中第6页和第389页有记载。身体欠佳的佛家奴有可能随父回军中照顾年迈的父亲去了，宽彻普花回陕西军中后，于第二年春天在军中病逝，时年86岁。

因此说，元末逃往南阳隐居下来的始祖为和尚和帖木花儿。和尚到晁陂后，心神不定，感到树大招风，怕暴露身份，后到邓州九重(现为淅川)化名王成隐居下来。

二、新野蒙古族始祖是王三老王轼

经考证，新野王姓蒙古族的始祖是王轼。王轼在明嘉靖年间(1522年)来到新野，定居于王集后寨。

镇平晁陂五世祖王东溪为先辈所立碑称：“始祖二老，二世祖大老……”说明接待奴(宽彻普花的第二子)的儿子在晁陂隐居繁衍，以其父的名义为始祖，即一世祖，自己为二世祖。原因是他与其四叔和尚一起逃到河南，分居两处，从辈份上讲力求一致，只好将已故父亲接待奴奉为一世吧。镇平晁陂《王氏族谱》引始祖墓碑中记叙：五世祖王东溪生有三子：“辂(lu)、轲、轼。”后王辂(大老)在明朝弘治年间(1488年)，迁居唐河县的大河屯；王轲(二老)留居晁陂；王轼(三老)在明朝的嘉靖年间(1522年)迁到新野县王集后寨。王集后寨1819年迁茔碑记载：“我始祖兄弟三人，长曰大老，徙居唐河大河屯；次曰二老，徙居镇平晁陂店；惟我始祖三老，独居兹土。”从1812年所立于王三老之子的墓碑所载：“此口乃我二世祖鼻祖王三老之子迁葬口家集。我曾祖广春、进义、进春之高祖也，今传已十有余世矣，若不树墓铭，恐年远代湮，将以为无后之孤坟也。”按每世二十五年来推算，王三老迁新野是在明朝的嘉靖年间。另从镇、新、唐三县的蒙古族都传至二十三、二十四世来推算，蒙古族初迁镇平的时间恰是元末明初，与史实相符。

《唐河县王姓蒙古族之源详考》一文中，以有力的证据，论证了最早迁到唐河县的王姓蒙古族始祖是王辂。

文中说王辂在明朝的弘治年间就已经来到了唐河县，居住在唐河县东40里的西老家(今王西楼)，后来移居东老家(今王老庄)，这些情况在唐河县大河屯乡大河王村所保存的《王氏老谱》序中有清楚的记载。根据《王氏老谱》序中的记载“经云考乎：世系乃知始终，此古来氏族贵有家谱也，我先祖世居山西省县曰洪桐，自明初岁移至河南省南阳府唐县之东乡，距城40里，其地古名泉水店，东望双庙岗二里有余庄称西老家(今王西楼)。弘治年间，又分居大河屯西南3里许庄曰东老家(今王老庄)。当时田产地土东至五里河，西界黄家店，南至齐家涯，北临泌水河岸。始我祖讳辂者，蒙朝廷重恩，授以五城兵马司之职及仕后，犹居东老家，尔时数经寇乱，家谱无传，先世宗派未有考订。迄大清开国辂之孙可太，蒙英王宠锡官拜副总兵都督佥事……”这段文字中有“始我祖讳辂者，蒙朝廷重恩，授以五城兵马司之职及仕，后犹居东老家”，这说明王辂是唐河县王姓蒙古族的先祖，王辂来到唐河县的时间应该是在明朝的“弘治年间”。至于序中所记“我先祖世居山西省县曰洪桐，自明初岁移至河南省南阳府唐县之东乡”，稍懂蒙古族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先祖世居山西省县曰洪桐”的说法并不真实，只所以这样说，只不过是先祖为了和当地人民来源的说法保持一致，借明初移民之事而释放的“烟幕弹”，以达到掩人耳目、隐藏其真实身份的目的。唐河县大河屯王姓蒙古族的老坟埋在东老家(今王老庄)南约1里之地，并立有墓碑纪念。因此，我们认为最早来到唐河县的王姓蒙古族的先祖是王辂。

文中又说根据序言中的记载：“讫嘉庆十八年，七世孙岁进士居仁，幸蒙祖父教诲得承先世遗训，因念家谱之重，必得传之千百万世，永不泯绝。而后可必也，立其规矩，明其条件，使之正当清楚，周密详备，永垂不朽云尔，余学疏才浅，一时之际，未克酬酌，尽善备书，始创大略，举世所及知。请自七世祖，讳志湖，曾授英王宠锡龙虎将军之职起，至于规矩条件有未尽善及未全备者，端赖后之子孙不妨当添则添、宜改则改，务必使其可传不朽焉耳，是为序”。这段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该家谱序是由王辂的后人居仁所写，而且居仁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进士，这样就不难推断出家谱序的撰写时间应该是在清朝的嘉庆年间或道光年间。由于居仁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进士，所以，居仁的学识水平很高，他在序中所记述的内容是不会有错的。

根据以上资料，他们认为，王云青编著的《成吉思汗在中原的后裔》这本书中把唐河县蒙古族的始祖说成是王大老(报恩奴)、二世王大用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该书中的描述，王大老(报恩奴)在汉川大战(1357年)中战死沙场，不可能来到唐河，其子王大用在1368年7月南下河南(《成吉思汗在中原的后裔》王云青著第393页)，据此推断王大用应该是元末明初之人，这和唐河县《王氏老谱》中记的“弘治年间”在时间上不吻合，相差5代，而且，王大用在唐河县蒙古族现存的家谱中、墓碑上根本没有任何记载，家族中也没有关于王大用的传说，更没有坟墓为证。所以，该书中把王大用说成是唐河王姓蒙古族的始祖没有历史根据。

关于把佛家奴说成是新野蒙古族始祖王三老也无证据。新野县蒙古族乾隆年志地碑记载：“坐庙地五分，膳庙地十二亩，俱始祖王三老所施。王家堂古刹（cha寺庙）考迹也，创自大明，屡经重修，坐落港口地方，其山南绕湍水，北靠岑洲，林木苍翠，蔚然深秀，但自大明以来，殿宇狭隘，无足壮窥。”皇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立，此碑时间最早，载明了新野县蒙古族始祖真实姓氏为王姓。同时，也只显示王三老迁居于大明朝。

五世王东溪是明朝成化时人，其子辂、轲、轼为三兄弟应生活在明朝的成化年间到弘治年间，大约在明弘治年间以后，老大王辂迁移到唐河大河屯，老三王轼迁居到新野王集后寨，老二王轲还居住镇平晁陂。这与新野县的《嘉庆年迁茔碑记》一致。从1368年至明弘治元年1488年共120年，约5代人，这和辂、轲、轼兄弟三人是六世祖相符合。同时，也说明新野、唐河的王姓蒙古族与镇平晁陂王姓蒙古族为一支，属同源同流。

三、新野碑文“始祖兄弟三人”既不是指报恩奴、接待奴和佛家奴，也不是指他们的儿子

新野碑文中所记的始祖兄弟三人不是指报恩奴(王大老)、接待奴(王二老)、佛家奴(王三老)，而应该是指辂、轲、轼兄弟三人。在王云青写的《成吉思汗在中原的后裔》一书中，把唐河县蒙古族的始祖看作是报恩奴(王大老)，镇平的蒙古族始祖看作是接待奴(王二老)，新野的蒙古族始祖看作是佛家奴(王三老)，邓州淅川蒙古族的始祖看作是王成(和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在该书中作者称宽彻普花有八个儿子(其中包括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和和尚)而不是只有三个儿子，这显然与新野大王集蒙古族王氏碑文中“始祖兄弟三人”的碑文记载不符，而且，按照该书的说法，王大老和王二老在元末的汉川大战中阵亡，既然已经阵亡，又怎么可能死而复生迁往唐河和镇平呢?

新野碑文中所记的始祖兄弟三人也不是指报恩奴的儿子(王大用)、接待奴的儿子(帖木花儿)和佛家奴。这是因为如果报恩奴之子(王大用)是唐河王姓蒙占族的始祖，接待奴之子(帖木花儿)是镇平王姓蒙古族的始祖，佛家奴是新野王姓蒙占族的始祖，这样三地始祖就成了叔侄关系，就不是兄弟关系了。这与新野碑文不符。

新野碑文中所记的始祖兄弟三人当然也不是指王大老、王二老和王三老的儿子们。这是因为，如果王大老的儿子“王公”是唐河王姓蒙古族的始祖、王二老的儿子“帖木花儿”是镇平王姓蒙古族的始祖、王三老的儿子是新野王姓蒙古族的始祖，王云青所著的书中却称王三老(佛家奴)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间称王公(为不暴露蒙古族身份)长子住王集后寨，次子住王集后寨西头，三子迁居归集甘凹，以上三子为二世”(《成吉思汗在中原的后裔》王云青著第453页)，既然王三老(佛家奴)本人就有三个儿子，始祖兄弟就不只是三个人了，怎么还可以说“始祖兄弟三人”呢?这明显与记载不符。退一步来说，为什么王成(和尚)与报恩奴、佛家奴、接待奴同为一父(四驼王)所生，而王成(和尚)的三个儿子王礼、王铎、王公(《成吉思汗在中原的后裔》王云青著第453页)就不能算上呢?这些都与新野碑文相矛盾。况且，从家谱或墓碑撰写的习惯来看，“始祖兄弟三人”一般应为同父同母兄弟或同父异母兄弟，不可能是堂兄弟。如果认为唐河、镇平、新野蒙古族的始祖分别是“王公”、“帖木花儿”、王三老(佛家奴)的儿子，那么，这三个始祖只能是堂兄弟，而不是同父兄弟，既然不是同父兄弟，也就不能记为“始祖兄弟三人”，如果把堂兄弟说成是“始祖兄弟三人”，这显然不符合家谱或墓碑的撰写习惯和常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新野碑文中所记的“始祖兄弟三人”既不是指报恩奴(王大老)、接待奴(王二老)和佛家奴(王三老)，也不是指这三个人的儿子。当然，唐河王氏蒙古族的始祖也不是王云青在书中所说的始祖王大老，二世王大用，新野王姓蒙古族的始祖也不是王云青在书中所说的始祖王三老。因此，唐河王姓蒙古族的始祖只能是王辂，新野王姓蒙古族的始祖只能是王轼。

四、新野王姓蒙古族繁衍发展情况

王三老自迁居新野后寨后，仍然过着隐居的生活。他的子孙们在他的墓碑上记载了他们想念蒙古老家的思想情感。文中“闻之：迁徙图存，势非得已，去国还乡，情不自禁。”字里行间体现了浓厚的民族情结。

新野境内有白河、唐河、湍河，向南可直达汉江流域、长江水系，向北可通南阳、邓州、内乡，向东可到唐河，水上交通十分便利。王三老居住化湍河东岸的后寨，充分利用水上交通的有利条件，鼓励子孙们搞水上运输发展经济。同时，王三老不惜花费巨资，在村西湍河边上建了一座中型庙堂。现存王集后寨的《乾隆年志地碑记—永垂不朽》中清楚地记载着此庙的情况。建庙主要是让分巨大胜利各地居住的子孙们每年定期回来聚会，一方面敬神敬先祖；一方面教育子孙们我们是蒙古人，历代祖先是谁，让大家内心里记住自己的祖先和民族，使之代代相传，永世不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子孙们为了生存发展，不断向外分居。现存后寨的《明故二世祖王公之墓碑—木本水源》，表述了当时王三老有一子迁居归集的甘家凹(凹露头)。传说当时王三老还有两个儿子，一个住后寨东头，一个住后寨西头。到三、四代即八、九世孙迁居冯集。经考证，迁居今上庄乡王寨的蒙古族衣是七世孙王尚铨至今谱系未间断。来到上港王白村的大概是十三或十四世孙的王白，他先来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搭起草屋做起小生意，后来发展成了一个小自然村，因原来无村落，十里八乡的人们把他的名字当成村名传开了。迁居汪堤村蒙古族始祖已无细考，分析史料内容，大概是九至十一世孙迁入的。另据邓州市桑庄镇陈堂村现存《明故二世祖王公讳克忠之坟墓》碑记载，此碑立于皇清嘉靖二十五年(1820年)，说明这支是明朝迁入，至少在明末迁入，推算也在十一世孙前。目前，居住在湖北襄阳市和新野航运的蒙古族，这些家族都与现在王集后寨的家门有联系，时间不超过一百年，就是从民国开始发展形成的。王云青在《成吉思汗在中原的后裔》一书中讲到王三老迁居新野后，已开始水上运输，即航运生活，到了清末战乱时期，一部分船民迁居到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生存，一部分船民又回老家从事农业生产，只剩下少数船民还在新野至襄阳之间搞船运，解放初期，又有大部分回家务农。还有散居于邓州市桑庄湖堰街、卧龙区前英庄、王集镇石头庙、上庄乡上凤鸣、歪子镇棉花庄及冯集村张寨等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不久迁出的，代数少，人口不多，有的只是一个大家门。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野蒙古族的发展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有的随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如上庄乡王寨、上港乡王白及邓州陈堂村已成为县级新农村社区建设重点村，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居住环境和条件大大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全县的平均水平。各地蒙古族都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子，他们中不少已成为国家栋梁，是民族和家庭的骄傲。近年来，蒙古族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涌现出了不少农民企业家，经济能人和致富带头人。如现居襄阳市的王金桃，祖籍新野王集镇冯集，由一个瘦弱女人，一步步拼搏成为享誉襄阳市的女民营企业家。她创建的“绝妙”美容美发公司中，现拥有固定资产2000万元。王有瑞，后寨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建筑，勤奋好学，潜心钻研业务，掌握了设计、施工、监理等知识，在王集率先创办了建筑工程队，成为王集镇有名的农民企业家。王寨村的王更顺，大有后起之秀之称，创办了“盛泰”蒸汽砖厂，规模1200万元，在全县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产品优良，十分畅销，创办的华泰汽车施救服务中心，规模800万元，历任县第八、九界政协委员。王白村的王磊，年轻有为，已拥有三辆工程车，经常参与大型工程建设，成为本村的经济能人。

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蒙古族同胞们，要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加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尽心尽力，为民族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努力奋斗。

来源：新野县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