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有媒体报道，河南省邓州市刘集镇有村干部反映，镇里每年向下辖各村派发征收社会抚养费任务，如果收不上来规定数目，则由村干部垫付。有村干部表示，如果不能按照镇里的任务上交社会抚养费，有人便会因此辞职或“被辞职”。

文中透露，该镇厚桥村原村支书亚俊太因未完成垫付任务已于上月被免职。事件被曝光后，5月12日与13日，中国网记者采访到亚俊太，他告诉记者，自2010年任职以来，自己一共为村里垫付了12.475万元社会抚养费，90%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高利贷，垫付款讨不回，现在自己每天被追债，被迫东躲西藏。

任务源头：邓州市计生部门

四年前因同一情况被举报

据亚俊太介绍，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任务最初由邓州市计生部门下达给刘集镇政府，镇政府在镇财政所制作一张任务分配表，分配给各村，村干部把钱交给财政所。

接收到市里的任务后，刘集镇每年向各村派发两次征收社会抚养费任务，一次在3月，一次在9月，亚俊太所在的厚桥村每次需上交65600元，一年共131200元。据悉，2014年刘集镇向各村下达社会抚养费任务共计有170.05万。

“从2010年开始，每次都是以刘集镇党委的名义分配的，由镇党委副书记闫永照负责通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能是听镇领导的号令。”亚俊太说。对于村干部垫付的情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集镇党委副书记闫永照称，这是因公垫付。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早在2011年就有媒体曝光过，邓州市计生部门以红头文件方式下达征收社会抚养费任务，多名刘集镇的村干部表示，这之后，镇里分派任务都是打电话或开会口头通知。

另据某村周姓村支书证实，每年分配的征收数额和村里的实际超生情况并不相符，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

被撤干部：借钱垫付十二万

多数人借高利贷完成任务

据了解，刘集镇26个村的社会抚养费征收任务，每半年，少的村交1万，多的近12万元，但却并不是想收就能收得上来。采访中，多位村干部表示，从真正的征收对象，也就是俗称的“超生户”那里，几乎收不上来什么钱。不够的部分，通常就得由村干部垫付。

为什么会发生收不上来的情况?对此，亚俊太说，“以前不交社会抚养费不给上户口，现在公安机关规定，不管你是几胎，只要你有医学证明都可以给小孩上户口。所以以前能卡户口，现在把不了这个关。”

亚俊太告诉记者，自己任村支书时，一年工资收入9600元，四年来，却一共垫付了12.475万元社会抚养费，远远超出收入水平。“垫的钱，以前能跟超生户收回一些，这几年收不上来只能借，”亚俊太说，为此，他多数的垫付款是以每年2分(年24%)的利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

据亚俊太透露，为了完成垫付社会抚养费的任务，刘集镇大部分村干部都存在借高利贷的情况。

因公垫付：讨要垫款遭搪塞

现在被人追债 东躲西藏

据了解，村干部在上交过垫付款后，会收到一张盖有厚桥村村委会印章的“收条”，亚俊太手里就有一沓这样的“收条”。其中，2014年11月12日的一张“收条”写到“今欠到亚俊太垫支超生费任务人民币叁万元整”。

对此，亚俊太表示，这张“收条”的意思是说“欠的钱会还的”。“但是它说是这样说的，实际上都是靠你自己想办法，但这些超生户我怎么去和人家要。”亚俊太说。

为此，亚俊太曾找过镇政府，希望能把因公垫付的各种款项要回。但得到的回复是“你确实是因公垫付的，如果是几万块钱，我们给你。但是你的数目大，还需要研究”。

刘集镇党委副书记闫永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与亚俊太所言别无二致，“这个东西又不是你(个人借的)，真是因公垫的钱。你垫钱到这个时候，我的意见也是该给你，那怎么能不给你。但是你说，现在数额大得很，有时候也得实际一点，你想几十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亚俊太称，目前自己的爱人生病住院，一家人又被追债人讨债。“这钱现在我们是还不上，所以现在天天逼得我们没办法在家里面待着。我现在是东躲西藏，但我跟他们说，尽量把钱要回来还给他们。”亚俊太说。

今年4月，亚俊太因未垫付上这次的社会抚养费而被撤职。刘集镇党委副书记闫永照通知亚俊太“别人已经把钱交上了，你不再主持工作了”。

亚俊太告诉记者，加上自己在内，后桥村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四位村干部因为这种情况被撤职。至于其它村的情况，他说，“我知道的齐集村有一个，五良村有一个，都被撤职了。”

官方回应：基层干部法制意识淡薄

诸多疑问有待解答

事件被曝光后， 5月13日18时，邓州网发布稿件《邓州市积极回应网曝刘集镇计生工作事宜 迅速开展调查处理》，其中虽然指出确实存在干部代征问题，但某些说法却与刘集镇一些村干部的说法并不一致，甚至相悖。

对于是否提前对征收对象进行过摸底，回应中称，“经调查，刘集镇社会抚养费征收由计生办人员与村先排查出应征收对象底数，提出首征计划，经计生办评估修正后，由管理区包村镇干部口头通知各村应征收对象和数额。工作中有村干部代征问题”。

对此，刘集镇党委书记邓涛表示，“所谓的分任务实际是在我们摸底的底子里面去进行征收，不是说本身你这个村假如你有五个，然后我们给你分七个分八个，我们是在那个底子里面分的。”

而援引央广网5月11日报道，官方口径与村干部的说法相互矛盾。刘集镇某村妇女主任孙大姐说，“今年3月份之前，村里都没有统计过有多少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的 超生户 ，每年也不按这个来收钱。每年超生费一下来，乡里任务一下达，大家就一万一万就开始弄钱”。

此外，在谈到征收不规范的原因时，邓州官方在回应中的说法是，“调查组认为，出现社会抚养费征收不规范的，主要是由于个别基层干部法制意识淡薄、工作方法简单、主管部门疏于督查。”

这也与央广网报道中，“多名刘集镇的村干部表示，这之后(2011年的曝光事件)，镇里分派任务都是打电话或开会口头通知”这一说法产生矛盾。

专家解读

胡星斗：地方利用生育政策弥补财政不足

事实上，地方派发社会抚养费任务的情况并非个例。2015年4月，据工人日报报道，在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梁原乡，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同时，报道中指出，“这一做法是许多基层乡镇通行的做法”。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政府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被异化成了以此牟利的手段，或者说地方财政借此来弥补它财政上的不足，或者是缓解财政上的压力，但是也不排除可能有个别的领导借此来私设小金库，甚至可能存在非法敛财的现象。”

胡星斗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财政收入，或者是收取税费的不规范;第二个问题反映的是权力还是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

胡星斗指出，“社会抚养费应该是实收，这种分摊的结果就只能是导致乡镇干部与村民关系的紧张，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对的，它严重地损害了民众的利益。”

令胡星斗担忧的是，“现在要让干部们先承担，最后这个钱可能不会由干部自己出，最后还是要由超生的家庭来承担，超生的家庭如果承担不起，那他可能就会采取各种暴力的措施，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导致乡干部更多的暴力和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

何兵：向基层干部征收社会抚养费属违法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征税征费，想征收什么不征收什么，必须由国家立法，地方没有权力自己立法征税征费。所以，向基层干部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任何法律根据。”

“这种征收是无效的，如果老百姓或者任何人到法院去一告，这个是都是违法的，征收的决定就应该被撤销，第二，对于这些违法的领导人，要根据他们的行政责任、政治责任进行追究。”何兵说。